【环时深度】在日内瓦感受国际人权交锋与交流
【环球时报赴日内瓦特派记者 范凌志】当地时间1月23日，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国别人权审议工作组在日内瓦万国宫对中国的人权状况进行第四轮审议，161个国家代表在大会发言，为历史之最。其中，120余个国家积极评价中国人权事业进展。非政府组织中国人权研究会与其他多家中国非政府组织列席本轮国别人权审议，并在审议前后成功主办“中国式现代化与人权保障”等边会，《环球时报》记者随团采访，见证中国非政府组织开展国际人权交流的探索与实践。
座席爆满，中国影响力再次得到证明
当地时间1月23日早上7点多，细雨中的日内瓦天还没亮，来自中国非政府组织的代表就已在万国宫门口排队。核查证件、机制探讨……这些时差还没倒过来的人权学者以观察员的身份参加国别人权审议，他们的目的地只有一个：万国宫第20号会议厅。
万国宫第20号会议厅又叫“人权和文明联盟会议厅”，它长期供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使用，也很容易辨认。当代艺术家米格尔·巴塞洛创作的斑斓的巨型穹顶是该会议厅最大的特点。有解读认为，穹顶上不同形态与颜色的凸起代表着不同的观点和视角。各国代表在这样的“提醒”下，审视、讨论并处理“人权”这一与地球上每个人都密切相关的议题。
自2008年起，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普遍定期审议机制开始对所有联合国会员国人权状况进行轮流审议。中国分别于2009年2月、2013年10月、2018年11月参加审议。2024年1月23日，中国参加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四轮国别人权审议。当天的审议中，中国人权事业进展得到超过120个国家的高度评价。
根据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相关审议程序，中国在审议前提交了国家人权报告。在审议时，中方首先进行简要介绍，之后他国可在互动发言环节进行提问、评论和建议，中国在互动期间对提出的问题分3次进行了回应。
现场观察各国代表的发言是一件有趣的事，看似官方的用语背后，其实反映出每个国家对中国人权事业发展的认知，以及这种发展与本国的联系。比如很多发展中国家都不约而同地提到中国制定和实施四期国家人权行动计划，以及中国在脱贫攻坚、社会保障体系、妇女权益等领域的进步，能准确说出中国具体措施和法律条文的国家不在少数。
尽管中国的成绩单堪称亮眼，但无视事实的杂音始终存在，以美国为首的少数西方国家仍试图借涉疆、涉藏、涉港不实信息提出所谓的“建议”。据《环球时报》记者观察，这些国家只是基于西方媒体老生常谈的炒作，不超过45秒的发言基本更像是“念通稿”完成任务。更有极少数国家似乎生怕错失“控诉”中国的机会，连开场的致谢都跳过，以至于日内瓦大爱基金会主席司徒博在第二天与中国人权研究会进行交流时表达了自己对这种咄咄逼人行为的“震惊”：“这在外交上是不可接受的。”
对于少数国家的无端指责与抹黑，中国政府代表团团长陈旭大使在总结发言时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批驳：“这些杂音与国别人权审议的宗旨和原则不符，其目的是借人权抹黑中国形象，干涉中国内政，打压遏制中国发展。我们对此坚决反对。希望个别国家停止将人权问题政治化，全面、客观、公正评价中国人权事业发展，维护国别人权审议权威和对话合作氛围，为国际人权事业发展注入正能量。”
“此轮审议从侧面再次证明了中国的全球影响力以及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关注与期待。”中国人权研究会理事、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法研究所研究员戴瑞君对《环球时报》记者表示，与前一天对其他国家的审议相比，各国政府、各国媒体和国内外非政府组织的座席爆满，许多希望现场观摩的人士因没有空位而无法入场。在审议过程中，大多数国家肯定中国政府自上个审议周期以来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在促进和保护人权方面的不懈努力，并对中国进一步提高人权保障水平提出大量建设性建议。广大发展中国家肯定中国为提高发展中国家在联合国人权机制的发言权和影响力、促进联合国人权机制健康发展作出的贡献。
应对滋扰、广交朋友，中国非政府组织的力量不可忽视
交锋并不只是在会场上，记者了解到，国别人权审议期间，美西方反华势力也加紧了多方勾连、游说，一些组织甚至在场内场外实施滋扰。在这样的角力场上，中国非政府组织发挥着独特的作用，通过合理利用规则维护国家利益和自身合法权益。
加强与国际各界人士的交流是中国非政府组织赴前方最重要的工作。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非政府组织与会者实用指南》明确规定，具有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经社理事会）咨商地位的非政府组织可以就与人权理事会工作有关的问题举办边会，又称“平行活动”。
在中国参加第四轮国别人权审议前后，中国人权研究会、中国民间组织国际交流促进会、中国联合国协会等多家组织机构，围绕“中国式现代化与人权保障”“将发展置于议程中心：经社文权利的保障”“下一代的人权保障：关注儿童青少年权利”“全球人权治理与中国经验”等主题举办边会，深入探讨人权事业发展和全球人权治理，有效挤压反华势力的滋扰和杂音。
在中国人权研究会举办的“中国式现代化与人权保障”边会上，国内外50余名专家学者、社会组织代表和媒体界代表与会，来自南开大学、西南政法大学、暨南大学、中南大学、新疆大学等高校和研究机构的7位中国学者从不同领域介绍中国人权事业的发展。
“中国人完全有理由为自己的国家感到自豪。”在边会的互动环节，瑞士前驻华武官、汉学家贺彼得（Peter Hediger）表示，自己对中国人权事业取得的成就印象深刻，他还提到中国传统经典著作《礼记》中的《礼运》篇的名句“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他说：“这反映了中国古人所具有的责任意识。”
贺彼得认为，美国之所以试图阻遏中国，“是因为他们还没能理解，他们作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的时代已经结束，一个新的时代正在兴起。多边主义是解决全球性问题的唯一途径。”
在边会上，一些外国嘉宾还就具体学术问题与中国学者展开深入探讨，如有学者对“西藏”一词英译名的变化感兴趣，中国人权研究会代表团成员、西南政法大学人权研究院副教授肖武从历史和国际命名规范的角度进行了解答。
“学术交流可以澄清很多误解，专业性的讨论有利于让交流摆脱先入为主的政治成见。”一同参加边会的重庆市亦格社会发展促进中心副理事长郑若瀚对《环球时报》记者表示，中国的国际人权交流越来越注重对话，而非“自说自话”，敢于也善于直面种种疑问。
地处瑞士最西端的小城日内瓦，不仅是人权理事会、世贸组织、国际劳工组织、世界卫生组织等多个联合国机构、政府间机构的驻地，同时还云集了众多国际非政府组织。将目光瞄准会场外，多交朋友也是中国非政府组织的重要工作。《环球时报》记者了解到，在中国参加第四轮国别人权审议期间，中国人权研究会在紧张的参会办会之余，接连走访、拜会了多家社会组织、人权理事会特别机制成员以及相关大学、学术机构，交流合作、平等协商始终是国际人权领域的呼声和期待。
从细节到价值观，国际人权交流再难也要做
在日内瓦采访期间，“人权”一词常让记者感到“恍惚”：万国宫内一些西方国家对他国指手画脚，而在几百米外的街头，眼前的人权问题却似乎并没有引起太多注意。《环球时报》记者在咖啡馆前休息，短短30分钟内，竟然有3名乞丐前来乞讨。
“前些年来瑞士时没看到那么多乞讨者，这次却在每个商场门口都能见到，令我吃惊。”中国人权研究会理事、南开大学人权研究中心主任常健对记者表示，虽然一些西方国家对乞讨的社会认知与中国有差异，但这毕竟关乎人的基本生存权。而且，这些乞讨者似乎多数是其他国家躲避战乱的难民，“这些战乱与美国和一些西方国家脱不开干系。它们一方面使这些国家的人民流离失所，人权遭受无情践踏。另一方面，它们又把新疆的安定和谐局面污蔑为‘种族灭绝’。这凸显了美西方在人权问题上的政治化、武器化和双重标准，这是对世界人权事业健康发展的极大破坏。”
在郑若瀚看来，解决贫困问题首先需要政治决心和政治共识。在很多西方国家，其实也有不少倡导性团体通过倡导手段试图推动贫困问题得到关注和解决，但由于游说成本很大，这些经济上的弱势群体很难在短期内真正实现利益诉求。相较之下，中国政府能够整合社会利益，更能够代表和表达贫困群体的利益，确保公共政策并非遵循“弱肉强食”的竞争法则。
但这样的事实却被西方社会“有意无意地”边缘化。开展国际人权交流，让更多国家了解、认同中国对人权的看法并非一朝一夕之功。一位参会学者跟记者开玩笑说：“你看边会发言学者所在的大学，很多都带‘南’字，对外开展人权工作真挺难的，不过再难也要做。”
语言、文化、价值观、国际规则、表达……这些都是开展国际人权交流所要面临的问题。负责本次边会筹备工作的中国人权研究会工作人员孙女士告诉《环球时报》记者，每一个细节处理都很重要，否则就会影响全局，“以申请万国宫内的边会场地为例，近期万国宫很多场所都在装修，联合国通过发邮件、四处摆放易拉宝等形式，将自己财政赤字的情况广而告之，装修进度相当缓慢，所以能提供举办边会的会议室很少，这就需要提前掌握信息，灵活变更边会日程。此外，如果有可能，跟联合国相关机构建立长期联系，相信对会议场所的预定有一定帮助。”
探索之路越是艰难，中国的非政府组织越应该以开放、自信的姿态，更多地走出去参与联合国多边机制。这已经成为中国人权研究会多位学者的共识。
久久为功才能换来积极变化。24日的边会上，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宗教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索朗卓玛用流利的英文向来宾介绍西藏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保护，她的一段发言让多名与会嘉宾印象深刻：“咖啡是我生活中的最爱，我喜欢自己尝试每种新口味，而不是听从别人的建议，因为不同人有不同的口味。讲到这里，我想说西藏就像一杯咖啡，你必须亲自尝试、亲自体验。这意味着只有来到西藏，亲眼所见，才能对西藏及其文化有客观、正确的认识。”索朗卓玛发言的短视频也一度登上热搜。
常健认为，作为非政府组织，参加国际人权交流时，不仅要熟悉联合国的人权话语，也要善于使用更加生动形象的语言。他说：“近年来，中国非政府组织日益积极地参加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会议，不仅在会议上积极争取发言，还举办边会来讨论如何推进中国和世界的人权发展，他们发言的主题和内容越来越具体，形式越来越生动，已成为人权理事会会议期间的一个人气亮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