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玉来:经济安保,将把日本置于多输境地

近日,由美国主导的“印度-太平洋经济框架(IPEF)”宣布就加强重要物资供应链协定达成协议,迈出所谓“摆脱对华依赖、建立稳定供应”的重要一步。然而,此举实际是为贯彻“美国第一”主义。不久前,由280多家美国企业组成的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向美国商务部提出“尽快制定多边出口管制框架”的请愿,因为单边对华出口管制已经重创上述企业利益。同样是IPEF创始成员国的日本,利用G7轮值主席国之便对美大加奉迎,精心拟定一份《G7关于经济强韧性和经济安全保障的首脑声明》,积极推进对华出口多边管制框架。广岛G7峰会之前,日本自身也加速落实其去年5月通过的《经济安全保障推进法》,宣布半导体管制措施。但是,历史规律告诉我们,以政府“有形之手”对经济肆意干预的做法,最终必将以失败告终。

首先,日本推行的经济安保本质上是对中美竞争格局的“选边站”,机会主义让它选择继续追随美国的路线方针。本来,在特朗普政权祭出“美国第一”主义之初,最初是剑指日本及西欧等盟国,不仅要求这些盟友应向美国大幅增加安全保障“保护费”,还把钢铁及铝制品关税战的矛头指向它们。2019年10月,日本与美国签署了被批评为“城下之盟”的《日美贸易协定》,因为美方实际关税撤销率要低于60%,远不及日本官宣的92%。而且,日本政府还动员本国企业扩大对美投资,同时献上购买100架F-35的“大礼包”。在美国对华发起贸易战之后,尤其是拜登政府要携手盟国联手对抗中国之际,日本不仅没有站在自己一直宣称“做世界自由贸易旗手”的立场上,相反为虎作伥地迎合美国,如推动安倍于2012年倡议的日美印澳构建安保合作“钻石构想”,变身为涉及半导体供应链合作的“四方安全对话”。与此同时,它自身也在不断强化旨在针对中国的经济安保体系建设,不断收紧对技术外流、外国投资以及留学生政策等方面的措施。面对美国不断强化对华半导体出口管制趋势,日本也宣布将在今年7月开始限制半导体设备等23个品类出口,其针对的显然是中国。

其次,日本推行的经济安保将对中日经济合作造成巨大冲击,严重损害中日关系。2022年,尽管日元大幅贬值但中日贸易额仍然高达3574亿美元。中国是日本最大的贸易伙伴国,日本也是中国的第三大贸易对象国。中日相互投资也在稳步发展,截至2022年底,日本对华投资累计已达1559亿美元(JETRO统计),而以香港为主的中国对日投资也将近3万亿日元(2021年底),排名第五。中国依然是日本企业投资设点最多的国家,2021年的数量超过3.1万家,占日本海外投资设点总量的40%。人员往来同样也是印证两国经济交往的重要体现,疫情前的2019年,日本来华人数268万,而中国赴日人数高达959万。长期以来,经济合作被称作中日关系的压舱石。然而,当前针对中国的经济安保措施,无疑将大幅压缩中日经贸合作的发展空间,对“存量”部分也将造成严重损害。

第三,日本推行的经济安保将严重损害日本企业利益,甚至危及日本经济复苏。自泡沫经济崩溃以来,开拓海外市场成为日本企业战略转型和重构竞争力的关键。截至2022年,日本对外直接投资存量高达2.16万亿美元,海外日本企业网点数7.7万家,年度对外直接投资收益突破2000亿美元(1美元约合135日元),成为冲抵创纪录贸易赤字(约1584亿美元)、让日本保持住经常收支盈余的关键。对华投资是日本对外直接投资的最大亮点。2015年对华投资平均收益率就突破12%。之后,一直维持在15%的高位,是日企对美投资收益率的约4倍。在这种局势之下,“中国依存”一词早已在日本经济界耳熟能详。以日本政府准备着手控制的半导体产品为例,中国恰恰是日本企业的最大市场,2022年对华出口半导体贸易额高达2.6万亿日元、贸易占比14%。据JETRO调查显示,已有约八成日企将经济安保列为重要经营课题,部分企业甚至被迫着手应对全球市场分化。将经济安保的矛头指向中国,将严重损害日本企业利益,其负面作用最终也会传导到整个经济体系,从而阻碍日本经济的复苏。

最后,日本推行的经济安保也将导致世界经济的进一步分裂,成为反全球化的逆流。当前,全球经济正面临分裂风险,即便在美国及盟友之间也盛行构建“小院高墙”之风。以芯片为例,在美国祭出520亿美元扶持措施之后,欧盟迅速跟进、砸出430亿欧元计划,日本也不甘寂寞,宣布两年内投入2万亿日元支持。各自为战成为各方构筑自身经济安保体系的典型特征,最近美国推出的EV减税政策甚至没有一家外国企业入围。

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受惠于经济全球化的日本,若执意高擎这种以邻为壑的经济安保方针,恐怕很快就会验证这句成语的真谛。(作者是南开大学世界近现代史研究中心教授、日本研究院副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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