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经济学家迟福林:从东北到海南,我亲历改革开放这些年

【环球时报报道 记者 杨沙沙】4月13日,海南迎来建省办经济特区36周年。37年前的1987年,作为中央机关到海南参与筹备建省的第一个干部,迟福林“一天之内脱下军装变成老百姓”,亲眼见证和参与海南探索“大开放”的历程。海南博鳌亚洲论坛2024年年会结束后,《环球时报》记者在海口见到了刚从博鳌回来的著名经济学家迟福林。虽然已经经历连续多天的紧张行程,但当记者提到自己老家在东北大连,他马上绘声绘色说起大连方言“看你晒得黢黑黢黑”,并表示自己曾在大连工作过。在海口的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简称中改院)学术交流中心,迟福林《亲历改革:与青年谈改革开放》一书被放在大堂,很多人站着翻阅他的书,这部书提到他很多人生故事。在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迟福林回忆了自己从东北到北京再到海南岛的经历。

“吃发霉的花生米”

在迟福林写作《亲历改革》的时候,电视剧《人世间》正在热播,剧中一个细节让他印象深刻:1973年春节前夕,国家物资供应紧张,雷佳音饰演的男主角周秉昆和朋友们在郊区供销社排队买猪肉,等待分肉的现场因为人多差点发生哄抢。

同一时间,迟福林正被派到大连的部队政治处做宣传干事,也经历了和电视剧相似的环境。迟福林有一个“吃发霉的花生米”的故事,当时在部队,周末几个同伴把发了霉的花生米用热水烫一烫,晾干了,用油一炒,喝点小酒,感觉很幸福。在计划经济时代,花生属于副食产品,国家严格计划生产种植和收购,只有过年时,凭户口簿一个人才能买上2两。

为什么中国要选择改革开放?迟福林认为,归根结底一句话——改革开放是“逼”出来的。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时,中国全民所有制单位职工年均工资比1957年还少了49元,国民经济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和迟福林一样属于“与共和国同龄”的那一代人,对改革开放充满一种奋不顾身的迫切感。1987年,当时任海南建省筹备组组长许士杰找到迟福林,希望他去海南参与建省工作时,迟福林毫不犹豫脱下军装,一天之内办好了转业手续,从中央机关转调到海南。

“当年一下飞机,第一眼印象跟我想象的海南岛有很大差距。当时的飞机场是在市中心,机场很小,出机场的路也很窄。出了机场,呈现在眼前的尽是破烂不堪的街道、乱哄哄的交通秩序。”迟福林对记者回忆,那时候的海口,甚至连一个红绿灯都没有。

现在,海口街道整洁,从中改院学术交流中心开车20分钟左右,就能到达海口著名的椰树集团。这个被小红书称为“海南最魔幻大楼”的椰树集团总部,已经成了网红打卡地,记者路过时,看到很多年轻人以该大楼为背景拍照,大楼外部充满了浓浓的年代感。1987年底,迟福林到海南工作以后,当时还是“海口罐头厂”的椰树集团是他接触的第一家本土企业。

“与其说是‘国营工厂’,不如说是个‘小作坊’,椰子水顺着沟渠横流,臭烘烘的,苍蝇蚊子乱哄哄的。”迟福林当时陪着许士杰到海口罐头厂调研,现场让人大跌眼镜。随后几十年,迟福林见证了椰树集团的改革发展历程。他对《环球时报》记者讲述了当年支持椰树集团员工持股的故事。1992年,迟福林所在的海南省体改办提出要设立20%的内部职工股的做法。对于当时的质疑和担忧,迟福林坚持“设立内部职工股能够提高职工对企业的信心,充分调动职工工作积极性,有利于搞活企业”的观点。2000年前后,椰树集团正式开始实行员工持股。今天,椰树集团已成为改革案例之一,“如果没有当年坚定自觉的改制,没有实行员工持股带来的激励、动力,是难以做到的,”迟福林称。

海南如何“出圈”?

4月13日,海南迎来建省办经济特区36周年。36年来,在迟福林眼中,海南经济社会多方面发生重大历史性变化。他也承认,自己与自己比确实发生了巨大变化,但国内发达地区发展得更快,海南与这些地方比仍有明显差距。

去年冬天,迟福林的老家黑龙江哈尔滨冰雪旅游火爆“出圈”,形成独特的“尔滨现象”。一直关注东北全面振兴、任中国东北振兴研究院院长的迟福林认为,现阶段研究和探讨“尔滨现象”有着重要意义,提升东北的软实力,对于提振东北经济增长的信心和预期,实现产业振兴至关重要。

旅游业也是海南重要产业优势,海南如何“出圈”?迟福林告诉记者,去年大年初二,他带着孩子到海上冲浪,没想到出海后看到海边人山人海。海上设施发展很快,儿童在一个房屋那么大的“鸭子”上玩,大人有钓鱼的、骑摩托艇的、冲浪的,游玩项目比较多,他看到了海南旅游市场的活力。

迟福林曾在多个场合表示,邮轮是中国正在兴起的一个大产业,他看好海南的邮轮产业,认为在这方面,海南大有可为。他也告诉记者,如果未来海南自由贸易港能与东盟国家打造“一程多站”式国际邮轮旅游航线,比如,广东与海南开展邮轮旅游合作,联合开发面向东盟的邮轮旅游产品,将会吸引更多市场流量。

6年前,迟福林在现场聆听国家领导人宣布,党中央决定支持海南全岛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支持海南逐步探索、稳步推进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建设,“心情特别激动”。他将海南和东盟市场联系到一起。去年12月,迟福林带队到东盟国家调研,直观感受到东盟国家对于经济增长、对于发展“蓝色经济”的强劲需求。他估计,未来10年,亚洲将保持5%—6%的速度增长,东盟有可能在未来8年左右成长为全球第四大经济体。为此,海南结合地理区位优势和高水平开放政策优势,打造成为中国-东盟全面战略合作的重要枢纽,“这是大势,是大局”。

一个年轻人的提问

为什么要和青年谈改革开放?迟福林告诉记者一个故事。2021年,迟福林受邀为一所大学作改革开放史讲座,600多个座位座无虚席。提问环节有一名学生说:“我们是生长在社会主义新时代的青年,为什么一毕业要给资本家打工?”迟福林反问:“谁是资本家?”该学生回答:“民营企业家都是资本家。”令迟福林想不到的是,这位学生的话音刚落,场内竟响起热烈掌声。

迟福林对记者形容,这个年轻人的提问让自己“十分震惊”。今天,改革开放已经进行将近半个世纪。迟福林的一位博士生曾问他,“今天我们还要改革吗?”一个中学生也问迟福林,“我们今天生活得很好,还要改什么呢?” 联想到此前接触的年轻人,他更加感觉到加强对青年改革开放史教育的重要性、紧迫性。

迟福林告诉《环球时报》记者,今天的“90后”“00后”,他们生下来的环境、条件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他们全面接触互联网、深度接触世界,对美好生活有自己的理解和要求,对体制、政策以及自己所处环境的评价,已经有了一套新的参照系,也有更高预期。如何让他们了解改革开放的历史,如何使得未来的改革符合他们的期望值和坐标系,是今天全面深化改革的时代之问。

对于“Z世代”年轻人热衷“考公”的现象,迟福林表示,青年的责任感首先体现在就业选择上,要更多考虑做什么有意义,而不是做什么更稳定。未来中国的开放、中国的发展将给青年创造新的机会,尤其是新科技革命引起就业形势的变化,创业机会更多了,而不是更少了;创业的形态更高了,而不是更低了;创业创造的价值更大了,而不是更少了。

迟福林说:“青年是决定改革开放的力量,就在于青年不仅要有自己的职业选择,更要有时代的责任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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