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诺贝尔经济学奖:经济繁荣有“密码”吗

潮新闻消息,今年的诺奖,有点“颠覆”常理。

过去,诺奖大多给基础研究,是属于学院派的狂欢,今年诺奖更偏爱应用,更追赶潮流。

物理奖颁出了最不像物理的奖,翻遍物理课本都找不到的人工神经网络;化学奖给了更像生物学的AI解析蛋白质结构;而生理与医学奖给了相当“小众”的微小RNA。

面对不按套路出牌的诺奖,今天颁出经济学奖,颁给了制度和发展经济学的学者,我们仍有惊喜,但并不意外。

今年的经济学奖给了三个人:达龙·阿西莫格鲁、西蒙·约翰逊和詹姆斯·鲁滨逊,以表彰他们对制度如何形成并影响经济繁荣的研究。

经济繁荣的“密码”

诺奖评委会现场连线阿西莫格鲁,幸运的是,电话接通了。

其实,在经济学奖中,阿西莫格鲁常年是热门候选人,有人一上来就问他,你预感到自己要得诺奖吗?

“诺奖不是一件你可以预期的事,这对我来说,是一个惊喜和莫大的荣誉。” 57岁的阿西莫格鲁郑重地回答。

经济繁荣有“密码”吗?至少在这三位经济学家眼中,有一连串的影响因子。

历史上,我们总能发现这样的“矛盾”:地理位置相近的两国,收入差异却很大;有的国家文化相近,为何有的国家富,有的国家穷?

如今,各国的经济差距仍然很大,并没有缩减的迹象。地理位置、文化、历史因素,都会导致了社会繁荣程度的差异,但在这些经济学家眼中,更重要的是制度。

阿西莫格鲁在经济学诸多领域建树颇丰,尤其在制度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方面的研究,是目前经济学界最具有影响力的学者之一。

在他最著名的一本书《国家为什么会失败》(Why Nations Fail)中,通过大量的历史案例和实证研究,阐述了制度对于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性,提出了“包容性制度”和“汲取性制度”的概念,对国家贫富差距、经济发展差异等问题给出了新的解释,在学术界讨论颇多。

诺奖评委现场举了个例子,三位得主研究了人类长期历史,发现了财富的倒转(reverse)现象。

在大航海和殖民时代来临之后,原本相对更富裕的国家,比如墨西哥、秘鲁,被迫实行了汲取性制度,大量百姓财富被当权者掠夺,导致经济走向贫穷;相反的是,殖民后建立了包容性制度国家,从原先的贫穷很快走向了富裕,比如北美。

这样的实证性研究,已经产生了社会影响。正如阿西莫格鲁说,制度更加包容的国家,更容易走向富裕、产生技术创新,相对保守的制度很难鼓励和包容创新,这在许多国家都得到了证实。

北大教授:他给环境“标好了价格”

开奖的第一时间,潮新闻记者连线了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曹和平进行解读。

曹和平对阿西莫格鲁的印象是“文章写得好,但是讲话讲得不太清晰,讲课的体验不太好”。

“阿西莫格鲁用了一系列比较巧妙的方法,在环境、资源和制度经济学方面研究是最有创新性的。他今年得诺贝尔奖,我觉得是他最大的贡献之一。”曹和平说。

以前,人们很难给环境去“标定价格”。比如说,假定北京大学有3平方公里,和300米以上到500米的空间,那北京大学的环境值多少钱?

环境和生态值多少钱?过去的经济学是算不出来的,而阿西莫格鲁测算了出来。

曹和平说,环境和生态这些因素,是对国民经济体系重要、又进不了市场变量去度量的,他找到了一条解决的路径。他对公共部门一系列的环境政策进行定价,在给定条件的情况下,研究政策的效应应该是多少。

同样,如果把制度作为一种资源的话,也可以度量。这就把发展经济学的二元结构、劳动力转移、经济社会结构的研究推向了制度研究,又推向了基础制度经济学的研究,这是他的一个贡献。

举个简单的例子,两个国家,生态一样、地理环境一样,比如古巴和哥斯达黎加,资源差不多,纬度也差不多,但经济发展的差距很远。

“这种制度不是我们过去经济学里面讨论的制度。”曹和平说,比如说劳动人事制度,比如说土地租赁制度这种“小制度”,他们研究的是“大制度”,比如说使用计划经济制度还是市场经济制度,把它看作近乎于一种公共品,并利用模型进行研究其社会影响。

诺奖给理论还是应用?

作为学界至高荣誉,诺奖该给理论还是应用,人们争论已久:理论是描述世界的基本规律,应用能给世界带来改变,孰重孰轻?

不过,一向谨慎的诺奖,在颁给一个重大理论之前,必须得到证实,最好还有成熟的应用。

比如2017年物理学奖的引力波,一经发现就石破天惊,证实了百年前的广义相对论;2022年的量子纠缠,从提出到验证,人们等待了近50年,如今在信息领域有了应用。

相比之下,经济学奖更加务实,更喜欢跨学科的“融合菜”。

例如2018年的经济学奖,研究了气候和经济的关联,2019年颁给了减少贫困的研究,2022年奖给了金融危机的应对之道,2023年颁给女性劳动力的研究。

纵观这些议题,事关人类福祉,多是实证研究,更重要的是,它们对社会产生了真实的影响,引导了创新和变革。

颁了超过半个世纪的经济学奖,百花齐放之中,风向也在变:有理论贡献和单一价值判断的经济学家获奖在减少,更多的有公共政策影响力的经济学家获奖了。

“经济学理论在20世纪90年代走向成熟,理论的大厦已经铸成,要再添砖加瓦,就有些困难,从理论转向实践,是很自然的事。” 曹和平说。

任何一门科学理论,走向了成熟后,就会有这种现象。

像今年的物理和化学奖,都被AI“拿下”,有人说,这背离了诺奖颁给基础科学的本意,也有人说,既然AI做了重大贡献,有何不可?

一位中科院的教授对记者说,这样颁奖完全是“情理之中”:它符合诺奖的一贯规则,即同时满足两个条件,一是有重要创新,二是解决了本领域的重大问题。

“在理论研究没有重大突破的当下,诺奖颁奖给AI技术,本身是一种鼓励,是希望对AI在基础科学产生革命性的影响。”该教授说。

毕竟,诺奖是成果奖项,不是人气比赛。不论是发现数万光年外的黑洞,还是解码了蛋白质结构,又或是XX,诺奖一次次让我们心潮澎湃,因为它代表人类的高水平智慧,也让世界变得更好。

或许,今年诺奖的AI热,是揭开了科学领域飞跃的一个序章,也是人类走向巨大变革的序幕。

就像马斯克说:“事实上,唯一有意义去做的事,就是努力提高全人类的智慧,为更高层次的集体文明而努力一生,这就是活着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