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海回眸】中法建交前，他首次访华感知中国

【环球时报综合报道】编者的话：在新中国的建交之路上，除了做出突出贡献的中国人，不少外籍人士也起到了关键作用，他们满心真诚，或充当元首信使，或成为友好声音的扩音器，通过各种形式在新中国与其他国家之间奔忙，推动新中国与其他国家建立友谊。

在新中国与法国建交的过程中，法国政治家埃德加·富尔曾作为戴高乐总统特使于1963年访华，产生重大影响，但那其实并非富尔第一次来华，1957年，他曾对中国进行私人访问，还受到了毛主席和周总理的接见。这些经历都被富尔写进了《龟与蛇》一书，该书内容也是本文的主要参考出处。

从巴黎到北京，赴华之路辗转周折

上世纪50年代，随着朝鲜战争和法越战争的硝烟散尽，美苏开始谋求在全球范围内缓解两大阵营之间的紧张关系，1955年，美、苏、英、法四国在瑞士日内瓦举行峰会，商讨贸易与裁军事宜。新中国缺席这次峰会，当时以美英为首的西方阵营拒不承认新中国的合法地位。然而，时任法国总理富尔却持不一样的态度，他认为应该承认和接纳新中国。

富尔的态度引起新中国的关注，1955年10月，富尔夫妇收到了中国人民外交学会的访华邀请。然而富尔当时正被法国国内激烈的政治斗争搞得焦头烂额，虽有意受邀成行，但无奈只能将来华日期向后推迟。

1957年，卸任总理职务的富尔终于如愿前往中国。由于当时新中国受到西方国家的严密封锁，且法国与中国之间没有建立外交关系，富尔的赴华之路并不轻松。他和妻子露西先前往瑞士伯尔尼，在那里的中国使馆获得签证，富尔曾自述道，自己有可能是第一批持活页签证前往中国的西方政治家之一。

前往北京的过程也是辗转周折，乘客机从巴黎出发，富尔夫妇的第一处落脚地是巴基斯坦的卡拉奇，在那里，他们见到了时任巴基斯坦总理苏拉瓦迪，并与其讨论中国问题。苏拉瓦迪曾于1956年访华，在访华期间和周总理亲切会谈，他坚定地表示，中国共产党选择了适合中国国情的发展道路。通过这番讨论，富尔对新中国产生了更多兴趣。

离开巴基斯坦后，富尔夫妇乘机抵达香港，稍作休整，继续乘一段轮渡，再转乘汽车到罗湖口岸。在深圳，他们终于见到了前来迎接的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工作人员。富尔夫妇与这些工作人员一道乘坐火车前往广州，再转乘北上火车去往北京。当时的火车时速并不快，约二三十公里每小时，在车上，富尔看到了很多出游的中国旅客，大家带着各种各样的食物，很是热闹。

到达北京后，富尔见到了时任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会长张奚若。张奚若言谈举止很有风度，让富尔倍感放松。张奚若还邀请富尔夫妇到自己家中做客，张家靠近故宫，站在书房窗前，可以看到故宫的红色宫墙，这给富尔留下了深刻印象。书房一侧摆放着几件艺术品，其中有真品也有仿品，张奚若拿出其中3件，让富尔夫妇辨别真假，谁知富尔夫人一眼就看出了哪件是真品，主客为之一欢。

外交学会安排了欢迎晚宴，精致的中国菜品令富尔夫妇感到惊艳，由于不懂中文，富尔很难记住出席的中国嘉宾的名字，但从席间短暂的交谈中，他感受到了大家的友好，以及对其认可新中国态度的高兴。

听毛主席讲鹬蚌相争渔翁得利

在北京期间，富尔受邀与周恩来总理一起用餐，总理的风趣幽默让富尔感到十分放松。在交谈中，富尔发现周总理完全能听懂法语，但与他交谈时，还是会尽量用中文表达。席间，周总理向富尔提及自己早年间在法国勤工俭学的日子，二人讨论起法国的工人问题，周总理表示：“每个国家的国情都不相同，每个国家的人民都必须选择适合他们的经济制度。”

富尔与周总理还谈及了阿尔及利亚问题，周总理表示：“我们无意干涉阿尔及利亚的事务。”富尔回应道：“但你们在国际社会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你们的意见也很重要。”此外，周总理多次向富尔强调新中国对国际和平环境的渴望，以及维护世界和平的决心。这一点令富尔印象深刻。

就在富尔即将结束北京的行程时，受到了毛主席的接见。富尔那天白天和夫人去游览了长城。经过一天的游览，当富尔乘坐的汽车抵达会谈地点时，已经是晚上十点了，毛主席降阶相迎。

在见到毛主席之前，富尔曾通过其他人的书了解毛主席，有人描述称：他身上有一种混合了士兵和农民的气质，但见面后，富尔认为毛主席身上更多的是儒雅和沉稳。毛主席还跟富尔开玩笑说：“你们的代表团很小啊，不过两个人的代表团很容易达成一致。”在谈到中国的现状时，毛主席表示：“你们看到了，我们的任务很艰巨。”

外交问题是这次会谈的主题之一，毛主席给富尔讲了鹬蚌相争渔翁得利的寓言故事，讲完故事，他问富尔，这个渔翁是谁。富尔笑道：“在我看来这是个美国渔翁。”

毛主席也笑了，他接着说：“美国人为什么要在离我们这么近的地方设立军事基地呢？我们在美国周边可没有军事基地。”

富尔问：“您真的相信美国人在考虑发动战争吗？”毛主席说：“美国人民肯定不想要战争。”他接着对富尔说：“法国可以担起劝和与调解的角色。法国有着辉煌的历史，你们也必将克服现有的困难。法国比中国更适合这一角色。”

在《龟与蛇》中阐释对中国问题的理解

结束访华之旅回到法国后，富尔将旅途的见闻与对中国问题的思考整理成了一本书，名为《龟与蛇》。书名出自毛主席的两首词，一首是《菩萨蛮·黄鹤楼》，另一首是《水调歌头·游泳》，富尔特意将这两首词置于卷首。

《龟与蛇》主要分3部分，在第一部分，富尔详细记述了1957年访华之旅的过程。在第二部分，富尔用大量篇幅分析当时中国经历的政治运动。在最后一部分，富尔从整体分析了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以及中国面对的经济问题。

富尔还在书中记录了中国领导人谈及阿尔及利亚问题和台湾问题的内容细节，这在当时的西方世界引发了巨大反响。他在书中长篇论述了自己对中法外交关系的观点和建议。他认为西方国家刻意忽视这样一个大国的做法是荒谬的，法国应该尽快着手同新中国建交。

对于台湾问题，富尔认为法国应先在北京重新开设大使馆，而后将“台北使馆”降为代表处，最后迫使台北方面主动退出，从而让法国与新中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

《龟与蛇》出版后，富尔还将样书寄给了戴高乐将军，将军回复了一封相当长的亲笔信，其中多次提到同新中国建交的设想。

1958年法兰西第五共和国成立，戴高乐出任总统。1960年，法国第一颗原子弹试爆成功，国际地位得到提升。在这样的背景下，戴高乐找到了富尔，与他商议同新中国建交问题。

1962年，法国承认阿尔及利亚独立，同时在越南问题上与美国的分歧越来越大。1963年，戴高乐又一次约见富尔，询问他对改善对华关系的看法，此时富尔恰好与北京方面约定再次访华。他马上向戴高乐表示，自己可以作为代表与中国政府接触，于是几天后，戴高乐将一封亲笔信交给了富尔。

在这封写给富尔的信中，戴高乐表明了他对华建交的决心和立场，以及委派富尔作为特使访华的意愿，这一间接的“国书”体现了戴高乐的政治智慧。（刘清源）